摘要：中共陕北特委十分重视神府红军游击武装力量的发展。特务队成立不久，先派高朗亭、罗永宽到神木县，传达特委决定将神府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指示，要求神府南乡区委做好改编前的准备工作。1933年11月7日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
中共陕北特委十分重视神府红军游击武装力量的发展。特务队成立不久，先派高朗亭、罗永宽到神木县，传达特委决定将神府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的指示，要求神府南乡区委做好改编前的准备工作。
1933年11月7日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县松树峰村成立
1933年11月间，中共陕北特委马明方相继派出马佩勋、马万里、张衡前往神木县。他们三人不仅是组建游击队的骨干成员，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负责把清涧县红二支队调到特委的三支驳壳枪安全交到神木县特务队的手里。
马佩勋、马万里、张衡接受任务后，从吴堡县出发，化装成买大烟土的商贩，途经万镇，穿过国民党的封锁据点，走到神木县南区的张家沟。张家沟驻有刘润民部的一个骑兵班，当马佩勋、马万里、张衡进村走入一个老乡家里喝水时，有一个士兵歪戴着帽子闯进门来。那个士兵一边盘查问话，一边动手抢夺张衡肩上背的顺顺（陕北人行路装东西的口袋）要搜查，欲从这几个声称是大烟土商贩的人身上打劫些大烟土和银洋私落腰包。张衡的顺顺里装有两支驳壳枪，另一支驳壳枪带在马佩勋的身上。张衡越是百般躲避，双手紧按住两支枪，那个士兵越是发疯般地扑上前，定要查看个究竟。马佩勋见状，立即拔出身上的那支枪，一枪把那个士兵打死在地。
一声枪响，把村里驻的一个骑兵班和农民都惊动了。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是土匪，立即手持木棍、铁锨及农器等围来，大喊：“来了土匪！”
骑兵班闻讯，一边赶来，一边胡乱鸣枪。马佩勋、马万里、张衡匆忙离开张家沟，在附近山上藏身几天后，终于在五九会找到神府特务队。
11月7日，在神府南区松树峰村，由中共南乡区委领导人正式宣布特务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红三支队），由王兆相任支队长，高朗亭任副队长，马万里任政委。时有队员20多人，七八支枪。
红三支队成立后，在龙尾峁斗争了大地主李能成，没收一些银洋、大烟土。游击队离开龙尾峁、转移到虎头峁时，马佩勋的手枪走火，误伤了李成兰的腿部。李成兰因之不能行走，留在虎头峁村养伤，游击队指定由李成荣负责护理。
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李成兰、李成荣兄弟被国民党杀害。红三支队成立后不长时间，罗永宽提出要返回山东老家。红三支队尊重罗永宽的请求，赠给他一匹马和路费，让他离开游击队。
此间，为解决红三支队枪支匮乏的问题，中共南乡区委派出贾怀智到山西购买枪支。贾怀智在山西临县经过短时间的活动，与白文镇盐务局秘密洽谈好购买九支冲锋枪，并验看了枪支。但由于贾怀智的身份暴露，在他与送款的王德润、王全喜、冯振刚三人到约定的一个旅馆里付款取枪时，盐务局串通国民党临县驻军突然把旅馆包围，将贾怀智等四人逮捕。后押到临县县城，贾怀智、王全喜、冯振刚三人受尽酷刑，英勇就义。
12月底，红三支队在冲木、葭县两县交界的沙坡、西沟、尚家峁、红教寺、呼家庄等地先后杀了六个群众最为痛恨的税收衙役，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称赞红三支队是“穷人的队伍”，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三支队，群众主动为红三支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红三支队的活动使国民党当局非常恐慌，许多地方的豪绅纷纷逃往神木、府谷两县县城，衙役们不敢到神府南区下乡催租收税。
国民党神木县长李少儒和第八十六师刘润民旅五一四团团长罗德新很快派兵进驻贾家阳崖村，并联合府谷、葭县两县国民党军队以及民团对红三支队进行“清剿”，企图将这支新生的红军游击队一举歼灭。但由于红三支队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到处都有群众掩护，群众一见红三支队进村，怕狗叫引起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家家户户把狗的嘴用绳子捆住，用扫帚和树枝把游击队走进村里的脚印扫掉，国民党军队搜寻不到红三支队的踪影，只能疲于奔命。
红军游击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队伍，群众有个认识的过程。一开始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下，群众把红三支队视为与土匪同类，不敢拿分得的地主豪绅的粮食、衣物和财产，更不敢让游击队员吃住在自己的家里。红三支队每到一个村庄，只能在共产党员家里食宿，很容易暴露党员的秘密身份。后来王兆相想出个好办法，每到一个村庄，红三支队就干脆吃住在地主豪绅的家里。这个办法还真有效果，地主豪绅再不敢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告红军的行迹了。
有一次，红三支队到高家塌村一个独户人家时，罗德新的队伍突然开来了。这家主人不慌不忙地把罗德新的队伍领进另一孔窑洞里，殷勤地递烟倒水。罗德新的队伍转了一圈就走了，他们哪知红军游击队就藏匿在隔壁的窑洞里！
红三支队成立后，围绕活动方式问题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游击队力量弱小，缺乏经验，不能跟国民党军队硬拼，不能让党组织和群众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和损失；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干共产党、闹红军，就不能怕这怕那，应该和国民党军队公开大干，不要怕群众受损失，群众受到了损失会被逼得起来造反。据王兆相回忆，由于这两种意见的分歧，当时确实“影响到本地和外来干部以及支队领导之间的团结”。
1934年春，中共陕北特委派出高长久到神府地区。在高长久的主持下，中共神木县委成立，由贾怀光任书记，贾令德任组织委员，乔钟灵任宣传委员，王善继任军事委员，冯道任团委书记。神木县委成立后，神府南区以窟野河为界，分设东西两个区委，后划为四个区委。一区沙峁一带，书记王善继；二区马镇以东，书记王全旺；三区贺家川一带，书记崔明岭；四区太和寨一带，书记张智慧。
在此期间，陕北特委为解决红三支队中两种意见之争，采取了组织调整措施，决定由高朗亭任支队长，张毅忱任政委，调马万里、王兆相回特委工作。不久，王兆相复任支队长，贾怀光任政委。同时，中共陕北特委派来张承忠，以特派员身份接任中共神木县委书记贾怀光的职务，高朗亭、张毅忱调回特委。
据有关资料证实，在这期间，神府地区由于红三支队扩大活动的影响，各地穷苦农民效仿红军，发生了许多自发组织起来打土豪的行动。如农民十几个人自发组织的“棒榔队”，借红军之名，以“打富济贫”的口号，在马镇杀了国民党收款员牛司务长，在仓上村抢了富户乔振东，在马镇、漫塌、陈家坬等村杀了六七人。
当时只要正确组织和积极引导他们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本来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潜在力量，但神府党组织未能正确看到他们革命性的一面。国民党把这些农民视为“土匪”，加以残酷镇压；共产党为了证明自己与这些农民有着本质区别，也把他们当做真“土匪”错杀。
时任中共神木县委书记的贾怀光回忆说：“特别是1934年党提出一项笼统的规定，即自由行动者处死。结果一些失去土地迫于生计起而斗争的穷人被我们处决了，其中有的还是党员，如李登万、白浩义、温红则、呼之生等都是不应该杀而被杀的。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张承忠到神府南区后，在整顿神府党的组织时，由于缺乏调查研究，同样错杀了不少不该杀的人，当时甚至把新设一区的区委书记王善继也冤杀（1952年平反）。
4月15日，沙峁镇来了一队县警带着几支枪。红三支队得到消息后，决定去夺取他们的枪支。是日晚，先派出刘德带着几个队员，约定好除掉哨兵后，朝天放枪一声为号，埋伏在锁子外的红三队即发起进攻，冲入县警住的院子。当刘德和几个队员快接近哨兵时，被哨兵发现，哨兵拔腿向院里跑去。刘德慌忙中朝哨兵开了一枪。埋伏在镇子外的红三支队听到一声枪响，以为是行动信号，一拥冲入镇子，将县警住的院子包围起来。当时的红军武器不好、子弹少，只是向院里的县警喊话，令他们赶快缴枪。
一开始，县警们不摸外边底细，龟缩在院子里不敢往外冲。队员白明千刚爬上窑顶，向院里喊“缴枪不杀”，即被县警开枪打死。双方隔着院墙一直对峙到天亮，红三支队撤出沙峁镇。
撤出后，红三支队总结了这次未能取胜还伤亡一个队员的教训：一是没有依靠地方党的组织，动员赤卫队参战；二是当时的游击队拿着几颗手榴弹，只要往院子里扔出一颗，就可迫使县警投降，可惜队员们竟连手榴弹如何使用都不懂得。
6月，王达成经王文亮的介绍，通过王聚德的关系，由山西辗转到陕北。王达成，化名张润明，山西柳林县人，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上学期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返山西转入地下活动。王达成到陕北后，由中共陕北特委委以特派员派到神木县，领导中共神府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